黃曉軍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科主任
作為“中國血液病領路人”
他帶領科研團隊
完成了第一例半相合骨髓移植
讓白血病“人人有供者”
并由此形成了被國際同行認可的
骨髓移植的“北京方案”
讓患者生存率從20%上升到70%
許多患者因此重獲生機
近日，北京大學醫學部
紀錄片《醫者厚道》上線
講述醫生面對
不同患者、不同病情的行醫故事
今天，一起走進黃曉軍醫生
和四位病人的故事
在惡性血液疾病面前，骨髓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而找到合適的供者，是最具挑戰的難題。
患者們面對著不同的困境。一位母親，如果要等待骨髓庫捐贈者將遙遙無期；一位女兒，因情況嚴重被許多醫生判定無法救治；一位弟弟，確診后僅一兩個禮拜就被宣布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一位妹妹，因與親姐姐配型失敗而命懸一線。幸運的是，他們都遇到了一位好醫生，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科主任黃曉軍。“當我們今天講白血病，已經不是一個不可治愈的疾病。”黃曉軍說。“得救”
山東小伙仉松健，去年夏天剛剛當了爸爸。每天下班回到家，看到孩子，他都會覺得非常開心。可等到早上出門后，關上家門，他就一路哭著去公司。在公司與同事們正常說笑相處，下班后，他又一路哭著回家。新生兒的到來沒有緩解這位年輕父親心頭的悲苦。因為，僅僅在孩子出生一個月后，母親徐霞，被確診了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癥，需要進行造血干細胞移植，俗稱“骨髓移植”。如果不及時進行移植，將會危及生命。一直到本世紀初，骨髓移植的條件都異常苛刻。移植前需要檢查患者與骨髓捐贈者的十個HLA（人類白細胞抗原）配型，只有10個位點完全相合，才能進行手術。根據遺傳概率計算，親生兄弟姐妹之間全相合的概率只有25%；沒有血緣關系的人群，“全相合”的概率則只有十萬分之一。母親確診后，仉松健徹底失眠了。母親家中沒有親生兄弟姐妹，如果要做全相合，她只能寄希望于中華骨髓庫的捐贈者，排隊等待與自己完全匹配的干細胞。等待的時間，遙遙無期。很多人就是在漫長的等待中錯過了移植的時機。他甚至想用自己的十年壽命，去換母親的十年。仉松健背著母親，在濰坊偷偷做了配型。趁著母親打針不能從床上下來，他與醫生溝通后，決定去北京，找北大人民醫院的醫生黃曉軍。這位血液病的領軍人及團隊的半相合骨髓移植技術，可以為徐霞仉松健母子做“子供母”半相合移植，由兒子為媽媽捐贈骨髓。“HLA（人類白細胞抗原）這個遺傳物質，一定是一半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黃曉軍解釋。“兄弟姐妹之間，會有四分之一概率完全一樣。半相合則只要有一半鏈相同就行。”因此，半相合移植技術的價值在于，不管兄弟姐妹怎么變，孩子與父母，一定有一半相同。半相合移植把供者的范圍從親生兄弟姐妹擴展到包括父母、子女在內的所有直系親屬以及堂、表兄弟姐妹。由此，對于血液病的骨髓移植，基本實現了“人人都有供者”。“你放心，你的命，我能救你。”兒子握緊了母親的手。母親握著兒子的手，哽咽難言。一家人在年關將近的時候，一起離開家鄉，到了北京。入倉24天后，徐霞順利出倉，轉到普通病房。護士用輪椅推著她走出門口，家人帶著小孫子念念來看她。“叫奶奶。”她伸出胳膊，把小孫子擁入臂彎。孩子在她的懷里，好奇地伸出小手，動來動去。感受著懷中鮮活的生命，徐霞哭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科是中國最早迎戰白血病的地方，也被視為白血病患者的新生之地。1987年，年僅23歲的黃曉軍從中山遠赴北京，來到北大人民醫院白塔寺院區報到。當時的血液科，就一個病房，一個實驗室，一個移植倉，幾個化療的病人。病房里的病人少，并非患病人數少，而是即便前輩開創了配型全相合移植的路子，想找到配型全合的供者，也如同大海撈針。
黃曉軍在國外求學時期
看著那些因供者來源缺乏而走投無路的病人，黃曉軍異常難受。1996年，他帶領團隊進行“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技術研究。在尋找突破口的過程中，年輕的黃曉軍關注到了當時移植研究的禁區——半相合移植。但是，半相合移植之所以成為“禁區”，是因為在移植中起重要作用的T細胞，會因為“半相合”對患者的身體產生更強烈的對抗和排斥，大多數患者都極難闖過移植后的排異關。“T細胞也不是不好，不能清掉，那就改造。改造以后并沒有丟掉，一樣輸到體內去。”面對棘手的T細胞，黃曉軍嘗試了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用藥物“馴化”，讓它變得“聽話”——先壓制T細胞對受者身體的攻擊，再激發T細胞對白血病的消除。骨髓移植的半相合技術，在2000年以前，在國際上沒有公認的突破。美國醫學界認為，這項技術不能突破。黃曉軍第一次在國外做報告時，沒有多少業內人士愿意相信他。在漫長的動物實驗里，黃曉軍與團隊熬過了無數黑夜，終于在2000年時，一位40歲的患者身上，看到了曙光。李實是一位老北京，2000年，40歲的他被確診為白血病。僅僅一兩個禮拜的功夫，他就被宣布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而移植是唯一的生路。不幸的是，家人、朋友、骨髓庫都沒能找到配型完全相合的供者，走投無路的他找到了黃曉軍。 經過配型確認，李實的大哥可以作為弟弟的半相合供者。黃曉軍告訴李實：我可以給你做半相合，但這可能有一定風險。絕境中的李實決定相信醫生，冒險一試。在充分溝通后，黃曉軍團隊為他做了當時最新的移植手術，也就是利用李實大哥的骨髓——HLA不完全相合骨髓進行移植。手術很成功。
李實之后，又有兩個類似情況的病人，也在黃曉軍這里做了半相合，得到同樣成功的結果——白血病骨髓供者來源匱乏的的世界醫學難題從此破冰。隨著一位位“絕癥”病人的康復，新方案逐漸獲得了國際同行的認可。2016年，歐洲骨髓移植協會正式發文稱黃曉軍團隊的骨髓移植方案為“北京方案”。近年來，“北京方案”推廣到意大利、法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覆蓋了中國95%、全球50%以上的半相合病例。
出院一年以后，李實就什么藥都不吃了，包括抗排異藥，如今，他已經年逾六十。在確診了白血病之后，他踏踏實實地，又過了20多年。黃曉軍每天早上6點出門，7點到醫院。他極少吃早餐，一上午忙碌的工作之后，午餐也只是簡單的一杯咖啡以便稍作休息，下午繼續工作。十幾年來，都是如此。作為國內血液病的“頂梁柱”，他的診室匯聚了全國各地慕名求治的患者，很多人已經確診，還非得在門診掛個他的號，“聽到黃大夫一句話才能甘心。”不管工作多忙，但作為“大醫生”的黃曉軍依然保持著一周出診三次的頻率。只要是在北京，不開會的日子里，黃曉軍每天都會到病房轉轉。甚至有一次，他周一在深圳出差，周三在香港有會議，周二一天還做了“空中飛人”折回北京出門診。“因為病人看到我就會有譜兒，看不到我心就懸著，所以我得回來！”黃曉軍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門診為血液病患者診病
來自上海20歲的小宇，在2006年被診斷為白血病，并多次復發。上海一家醫院斷定她治不好，“過得了元旦也過不了春節”。2007年，絕望中，小宇的母親嚴女士來到北京。小宇母親在她1歲多時與丈夫離婚，母女兩人相依為命。“我跟黃大夫說了家里的情況，我說沒有女兒我就什么都沒了，你救了我女兒就救了我們母女兩個。”黃曉軍聽完小宇母親的話，低了一下頭。“只要是我的病人，我就會千方百計地看好她。”當時的小宇，早幼粒細胞達到52%，同時并發彌漫性血管內凝血（DIC）。“在出現DIC的狀況下進行預處理，我們查文獻都沒查到。” 黃曉軍團隊醫生許蘭萍說。他們估計成功率在1%~5%，很可能還沒植入病人就不行了。但黃曉軍還是果斷地接收了重癥的小宇，甚至修改了已成定式的方案。小宇媽媽回憶，“手術前我就覺得是見女兒的最后一面了。”但在黃曉軍的手中，奇跡發生了，小宇骨髓植入成功。“黃曉軍大夫為我女兒改寫歷史、創造奇跡！”小宇媽媽說。
生活在北京的云南姑娘謝幸杏，在三十七歲生日這天被檢測出患有“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天生愛笑的她，在拿到報告單后的一個月，“把這輩子的眼淚都哭光了”。移植是唯一的生路。要做全相合移植，只能與親生兄弟姐妹配型，或大海撈針般等待骨髓庫里的捐贈。謝幸杏與姐姐進行了配型，十個位點，只有五個匹配成功。這意味著，謝幸杏無法通過全相合配型獲得生機。幸運的是，謝幸杏遇到了黃曉軍，從“半相合移植”技術里找到了新的希望——她18歲的表弟，成為了14管血液中契合配型要求的唯一選項。結束了高三英語口語考試的表弟即刻搭乘當晚的航班奔赴北京，謝幸杏的入倉計劃也被提上日程。在隔絕喧鬧的移植倉里，每個人都獨有一份“新生年齡”。隨著表弟健康的造血干細胞緩緩輸入體內，AB血型的謝幸杏在這一刻定格，A血型的謝幸杏即將迎來新生。
黃曉軍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診治血液病患者
科學求真，人文求善，藝術求美。醫學是真善美的結合，從來就不僅僅是科學與技術。“我們多出汗，病人少出血。”黃曉軍說。
致敬醫者仁心！
來源：北京大學（ID：iPKU1898），原文有刪節
本期編輯：劉杰、朱田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