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耀舟博士是中科大和中科院聯合培養博士，曾參與中科院基因組重點實驗室的籌建和研究工作，也作為核心成員參與國家重點課題的研究，并且獲得國家及上海市多項科研基金，是學霸，也是中國本土培養出的優秀人才。

從事臨床研究中心實驗室工作十多年，史博士熟悉中心實驗室的整體運營，也對中國臨床研究相關法律法規、ISO和CAP認證、質量管理規范和合規要求了如指掌。他經歷過幾十次跨國藥廠的實驗室稽查，也曾代表藥廠對外部實驗室進行多次質量稽查。更作為行業代表多次與國家衛計委、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和海關商檢部門對話和溝通。

跟從事臨床研究的大咖們比起來，我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1997年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后，沒有跟著留學潮出國，而是靜心地來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院跟著趙國屏院士做功能基因組和遺傳病的研究。博士畢業后就到了生物芯片上海國家工程中心，從研發做起逐步走上管理崗位。

2008年，美國最大的獨立實驗室Quest診斷開始在中國組建團隊，我就到那邊做了中心實驗室的GM，在那搭建了整個團隊和技術平臺，主要承接一些全球多中心的臨床研究的實驗室檢測工作，葛蘭素史克、默克、諾華等都是我們的重要合作伙伴，2008-2016年之間參與和負責了上百項的全球多中心臨床研究中國實驗室檢測和國內注冊研究的實驗室檢測工作，其中不乏捷諾維、Benlysta、阿法替尼、來那度胺、替諾福韋、AFINITOR等重磅藥物。

在Quest中國工作的幾年里，借助于中國臨床研究的大潮，我們在中國的業務增長率一直遠高于全球同期。去年，公司臨床研究這一部分業務跟昆泰中心實驗室合并組建新的合資公司（Q2 Solution），我參與了中國區整合的過程，最后出于戰略的考慮，總部保留了北京實驗室，關閉上海實驗室，我因為個人原因選擇了離開。

同時，中國最大臨床CRO泰格醫藥和第三方獨立醫學實驗室迪安診斷也看到這個市場，以及臨床研究中心實驗室前瞻性的業務給臨床診斷業務帶來的引領和行業滲透的機會，于是兩家聯合組建了合資公司觀合醫藥，我于2016年3月加入觀合醫藥，負責整體運營工作。希望能夠利用泰格的臨床資源和迪安的實驗室資源，專注于臨床研究中心實驗室業務，逐步通過和中國本土創新藥物企業的全面戰略合作，改變國內傳統的臨床研究實驗室檢測的生態模式，順應國內監管機構日趨嚴格的監管要求，提供國內外藥廠需要的高質量、高合規、快速靈活和成本可控的全方位涵蓋生物標志物開發、安全性檢測、生物分析、樣本管理、物流管理、項目管理和數據管理等業務鏈的中心實驗室服務。

史耀舟博士現任上海觀合醫藥實驗室COO

記者：中心實驗室這種機構是如何開始的？

史：中心實驗室是二三十年前從國外開始的。沒有中心實驗室之前，很多研究的實驗室檢測工作由藥廠自己的實驗室完成，后來FDA發現這種數據有偏差，不具公正性，所以藥廠陸續把實驗室剝離出來，被Quest，科文斯，PPD等獨立的第三方實驗室購買，中心實驗室概念和市場基本形成，并隨著藥廠對中心實驗室的需求發展起來：首先，FDA希望決定藥物安全性和效果的實驗室數據更加獨立和公正；第二，臨床研究在歐美國家會選擇很多小型的研究性醫院和診所，沒有充分的條件做實驗室檢測，客觀上導致了藥廠只能把樣本運到第三方實驗室，而把病人集中在一個實驗室這樣的模式從科學性上來講，會把不同實驗室產生數據的偏差降到最低。

記者：中心實驗室包括哪些檢測內容？

史：中心實驗室早期主要是監控安全性，就是病人身體體征的檢測，包括血常規、生化、各類肝功能檢測。逐步發展到與藥物療效相關的重要關鍵性指標的檢測，比如糖化血紅蛋白、血脂、病毒載量等。

近十年來隨著生物標志物在臨床研究篩選病人的應用，為了提高臨床研究的成功率通過一些生物標志物合理地將入組病人進行分層分組，尋找最適合這種治療方式的病人來做臨床研究，以提高入組的有效性以及療效，由于這些檢測的復雜度以及對于實驗室檢測平臺和人員的高要求，越來越多的生物標志物檢測都將由中心實驗室完成。

記者：中心實驗室跟醫院的臨床實驗室相比的優勢和劣勢？

史：第一，中心實驗室的檢測會大大減少不同實驗室產生的數據的系統偏差，提高實驗的成功率；

第二，中心實驗室減少了臨床團隊的管理成本。因為它不僅僅提供實驗室檢測，還包括項目管理、物流管理、樣本采集包和條碼提供、指導醫院采樣，以及數據分析和管理等工作。而與各個醫院實驗室的合作則需要有專門的團隊來跟蹤和管理，由于體制問題中國不同的醫院的要求和服務意識都會增加申辦方的管理成本；

第三，中心實驗室在GCP、GLP的合規性方面要大大高于醫院實驗室，在數據和樣本的溯源性、記錄的完整和規范性、IT系統的合規性、同一病人連續檢測指標的綜合評估，以及檢測質控的要求上，中心實驗室按照研究項目進行管理的商業模式遠優于以臨床診療為目的的醫院檢驗實驗室的模式。

第四，數據管理成本比較低。醫院實驗室每家的報告格式、參考范圍，甚至小數點位數、單位都不一樣，同時還依賴于人工數據的EDC錄入，導致后期數據分析的成本和時間大大增加，而中心實驗室會前期和申辦方溝通確定數據格式和接口傳輸方式，就避免了人工輸入的錯誤，大大減少了申辦方DM的工作量。

當然，中心實驗室跟醫院實驗室比起來費用會略高一點，由于采用最好的檢測方法和嚴格的質量控制程序，檢測費用會相對增加，另外還有物流成本。但從整個藥物開發整體預算來看，這部分成本的增加其實只是把后期數據管理的成本和臨床運營涉及實驗室檢測的管理成本進行了重新分配，但是對于實驗室的檢測數據大大增加了可靠性。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中心實驗室的時效性相對來說差一些。醫院是收到樣本當天出結果，中心實驗室由于有樣本運輸的時間需要兩到三天出報告。但是對于生物標志物來說，由于檢測平臺的復雜度以及臨床普及率，中心實驗室的生物標志物的時效性能夠滿足臨床和研究的要求。

記者：中心實驗室的推廣面臨哪些困難?

史：中心實驗室的推廣一個主要的挑戰還是物流成本和檢測價格， 其次就是中心實驗室面臨的客戶個性化的要求，隨著CFDA對于臨床研究數據核查的展開， 大家逐步認識到中心實驗室數據的重要性和合規要求， 但是國內從監管機構到申辦方對于臨床研究中心實驗室的檢測工作和合規要求還在逐步地學習，目前在中心實驗室檢測業務上經常會碰到研究機構和申辦方用PK研究的規范來要求中心實驗室檢測。PK生物分析檢測和中心實驗室的檢測在很多地方存在著不同，PK作為一個衡量藥物，特別是仿制藥的藥效方面是一個最關鍵甚至是唯一的指標， 而且PK檢測通常都是一個全新的自建方法學的開發和驗證過程， 很多檢測指標都是未知的，需要通過大量的分析驗證來證明方法和基質的可靠性， 而中心實驗室檢測的方法學通常都是商業化的、常規的、成熟的，并經過大量臨床驗證的， 而且中心實驗室的檢測結果必須和臨床的結果和療效結合之后相互印證才能夠證明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以在檢測過程的要求以及對于數據和項目管理的方式上是和PK研究是不同的。這一年多來我們跟國內的藥廠和機構關于中心實驗室的樣本采集、運輸過程、穩定性、原始數據和記錄管理等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地溝通和討論，全面接受國外中心實驗室行業的標準和理念還是面臨一些具體的挑戰。

記者：中心實驗室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嗎？市場規模多大？

史：中心實驗室的市場相對臨床CRO來說是比較小的，全球的規模也就40億美金。中國的市場很難預測，國外絕大多數藥廠會用中心實驗室，所以容易估計它的規模，而中國大量企業在用醫院實驗室，很難評估。我們曾經把大的獨立中心實驗室加到一起，估計中國的市場大概在6-8億人民幣，但大部分業務還在醫院手中，當然也意味著商業化的中心實驗室有著發展的空間。

近兩年，本土公司會選擇中心實驗室檢測一些重要指標，因為知道醫院之間差別太大，集中在一個實驗室做能提高藥物的成功率，但其他的一些檢測還會選擇醫院，其實分開兩部分做管理成本更高，我們需要去宣傳，影響申辦方和醫院。

記者：據了解，遺傳辦對生物采樣有一個比較復雜的審批流程？

史：外資藥企包括含有外資成分的國內創新藥企或CRO，涉及生物樣品分析與數據使用都要先通過科技部遺傳辦（科技部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的前置審批。給藥廠帶來的挑戰是延長了啟動時間，浪費了人力物力去準備大量的文件，流程繁瑣且時間節點不容易完全踏準。藥物研發行業和科技部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一直保持著溝通的渠道， 科技部在2016年也確實加快了評審的時間， 但可能離行業的希望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行業內一直也在呼吁希望在監管方式上有創新，希望審批流程和要求做出適合臨床研究的變革，在保證國家利益的前提下進一步鼓勵創新和研發，據說遺傳辦近期也會出臺一些新的操作細則，我們期待一些有利的變化。

記者：遺傳辦的審核標準是什么，通過率高嗎？

史：現在審批一般會看樣本采集的數量和類型是否跟臨床研究直接相關，確實跟藥物的安全性和療效有關的樣本的采集會批準，通過率也是很高的， 對于一些目前分析手段和分析靶點不清楚的樣本和隊列的采集， 遺傳辦會采取更為嚴格的審批標準。目前遺傳辦還是保持開放溝通的態度，接受藥廠的各項咨詢，建議多和遺傳辦受理團隊溝通。

記者：您對自己今后的職業規劃是什么樣的？

史：從事實驗室的工作已經快20年了， 相比而言還是非常喜歡臨床研究中的實驗室檢測工作， 喜歡藥物研發的氛圍和生態環境，也符合自己對于實驗室檢測的高質量和數據的科學性和合規性的價值追求，應該會繼續在這個領域堅持走下去，以前在Global實驗室工作的時候，每年會看FDA批準的新藥里面有多少是自己實驗室參與的，會有很大的參與感和成就感， 現在在國內中心實驗室工作也希望更多負責的項目獲得CFDA的批準盡快惠及中國的病患。

生物標志物和伴隨診斷的開發在中國還沒有特別明晰的策略和路線，這幾年我一直在關注國外的生物標志物和伴隨診斷跟藥物共同開發的策略，我們希望跟中國的藥廠特別是做腫瘤藥研發的藥廠共同合作，在早期能夠更多介入方案討論中去，從Biomarker實驗室檢測的角度給出建議和意見，為他們做新藥開發提供幫助，也為中國的新藥研發事業做一些實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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